1973年，从马来亚原始丛林出走的王润华离开了现代化的美国都市，来到了南洋大学。他再次扎根南洋，书写记忆里的橡胶树和被殖民的东南亚历史，开启了学术本土化的研究。

 

重返南洋　暗流涌动

云南园是南大师生的“理想国”。校园里四处都是相思树，自然而静谧，南洋谷的蚊子与蛙鸣唤起了王润华热带雨林的回忆，橡胶园消失了，他便以文学重建南洋。《南洋乡土集》成为了他创作和研究本地文学的起点，走到了今天。

彼时的南大中文系依然走着传统的学术研究道路。深受老师周策纵教授影响的王润华，始终坚信做学问也应有社会意义，与现实生活产生联系。在云南园里他寻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善用新马的文化资源研究中国现代作家，探讨鲁迅在南洋被建构为反殖民反霸权的政治符号意义，分析康拉德《黑暗的心》对老舍创作《骆驼祥子》的影响等。他也鼓励学生以新方法研究本土文学，如当时荣誉班学生，日后成为知名学者的林万菁，其所作的《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即成为了学术本土化的开始，开拓了研究新领域。

对于古典文学，王润华运用比较文学方法解读司空图、王维，分析他们通过书写自我来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意图。王润华将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接受的学术训练转化为学术优势，寻找本地话语，视新加坡为理想的学术据点，由此出发搭建自己的学术网络，常常前往台湾和香港参加研讨会。

南大的校园文化氛围浓厚。周末的礼堂会放映电影，邀请社会精英演讲。年轻的王润华很自然地与学生们打成一片，学生们借他的汽车到城里面买东西、办活动，到老师的家中探讨学术问题，一起去麦里芝蓄水池郊游。

当时的文学团体是王润华散播文学种子的重要基地。南大诗社最为活跃，王润华带领他们到泰国、菲律宾、台湾、香港等地，访问各地华文作家。诗社出版了《红树林》等特辑，还登广告筹集成员出国费用。南大学生身上始终怀有传承文化的使命感，满腔的热忱鞭策他们积极进取，让王润华十分感动。中文系学生毕业后怀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利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在各个领域脱颖而出，成为了华文老师、报馆编辑、广播电台主持人等。

然而，美好宁静的云南园生活背后暗流涌动。事实上，王润华在接受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邀约时便已知晓南大与新大将合并的信息。回到新加坡后，他便目睹南大频频更换校长，不正常的管理层更替让合并的传言越来越响，一时间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当时的说法是新加坡的教育必须向英文化迈进，王润华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学术问题并非必须关闭南大的根本原因，南大被合并更关乎政治博弈，语言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当时的中学教育改革要求所有中学都以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而在70年代的南大中，非中文系的科系已实现了英文教学，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达到了不错的英文水平。合并给南大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作为一间由华人华侨创办的大学，其文化价值亦逐渐随之消失。

王润华（左）与韩国汉学家许世旭（右）于南洋大学留影

 

联合校园　中文系何去何从

“中文系决定派我去新大教一年级的翻译”，1978年4月18日王润华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这一年，联合校园计划正式启动。作为从南大中文系第一个被选派到联合校园教书的老师，王润华感到庆幸的同时，内心依旧忐忑。“开学以后心情混乱，不能够拨出时间来抄诗”，尽管他避免了卷入是否会得到续聘的漩涡，但独自一人初来乍到，王润华仿佛一位陌生人闯入了别人的校园，不免感到孤独。这一阶段，他在联合校园主要教授的是翻译课，一个约有100人的大班。其中中文系的学生只有60人左右，因为非中文系的学生也可以选修。同时，他依旧在南大的裕廊校园教《文学批评》和《诗选学》这两门二、三年级的课程。

1979年开始，二、三年级的南大学生也相继来到联合校园上课，更多的南大老师也前来教书。1980年，“南大关闭了”的新闻在社会各界轰动一时，所有人都明白了一点：联合校园没有回头路。武吉知马校园的中央是开阔漂亮的大草坪，四周被教学楼和办公楼包围着。南大中文系的老师集中在House No.8，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然而，优美的校园环境并没有在这一特殊时期给王润华留下深刻的印象。联合校园拉开了师生间的空间距离，此时南大学生依旧住在南大宿舍，上学需要奔波两地，这也导致王润华无法与学生保持密切联系，心理距离亦随之变得疏远。但他依旧延续了在南大的传统——邀请学生去他的家中上辅导课和吃饭交流。对比起南大，联合校园始终让他感觉失去了学校的生活，两所大学不同的校园文化让老师与学生都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隔阂。这一过渡时期所带来的不适应始终存在。

“1978年3月4日，陈祝强（南大秘书长，Director General）在南大宣布一年级新生全部要到新大上课，二、三年级照常在南大，同时以新大课程为主。”日记本上短短的一句话，却道出了当时中文系所陷入的困境。在联合校园计划启动之前，就如何合理开设课程和分配教育资源的问题，南大和新大中文系已通过多次会议进行了洽谈，以确保中文系的生存发展——延续传统的同时，兼顾学生的能力与学校规划。而联合校园的课程以新大为主，在王润华看来，于中文系实在算不上是一件好事，深深地打击了新加坡传统的中文系教育。南大中文系当时完全符合国际水平，开设了小学、音韵学和古典戏剧等课程。联合校园沿袭的新大学制，将中文系纳入文学院，中文不再是主修，因此不少传统的中文系课程被取消。

同时，随着中学教育改革，在教学体验上王润华也感受了强烈的差异。从前南大学生大多是华文源流出身，对中华文化有广泛的认知。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可以尽情地发挥所长引导学生思考，对学生的影响也更加深远。而联合校园时期的学生，教育背景各有不同，专业背景亦是多元，为了照顾学生的接受程度，老师不得不对授课内容、方法进行适当调整。毋庸置疑，在当时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浪潮前，中文系势必是首当其冲。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必须重新探索一条新加坡华文教育和研究的发展新道路。

 

国大时代的到来

一张《星洲日报》报导文学院搬迁的照片剪贴在了1980年6月19日的日记里，照片下方注明，“将一箱箱的书本、文件搬到国大去”。王润华在一旁写下了感慨：“南大的传统就是这样一箱箱被搬空了，一场大浩劫”。这一天是历史性的，云南园的寂静被隆隆的引擎声划破，一辆辆卡车驶向了前往武吉知马的路，南大被搬空了。一年后从武吉知马迁入肯特岗，1981年后中文系终于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

80年代的国大走上了正轨，实现了课程的现代化，中文系的课程亦愈来愈向西方看齐，呈现三大特点：重视翻译课，不分文史哲，同时注重世界华人研究。在教学上，国大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学习美国，让学生知识多元化；二是学习英国，鼓励学生重视讨论课。当时的辅导课都是王润华亲力亲为，宽大的办公室更是一个“小教室”，可以容纳十几人。每门课除了教学的三小时外，还需额外再上六小时的辅导课，任务之重可想而知。同时，留美归国的王润华紧跟潮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技巧与方法。课堂上他利用透明片和投影仪等现代化教学设备教书，突破了传统黑板板书的教学局限。他还特地前往王维的故乡辋川拍摄了许多风景照片，只为引领学生漫游诗歌的意境解读王维。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让学生真正感受并热爱中国诗歌和文化。

这一时期的国大正朝着国际顶尖大学的行列努力：为提高学术人员水平，鼓励老师海外深造。王润华利用学术假期前往了世界各地的大学，与顶尖学者接触交流。1986年，他到台湾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9年，去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担任教授，还前往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以及欧洲等地。他十分珍惜每一次与国际学者建立交流的机会，亦很感恩国大给予追求学术的强大支持。

王润华主张大学在学术上栽培学生的同时，还需提升他们的艺术和人文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初至肯特岗，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先进的教学条件，让王润华感受到了这所年轻大学的雄心壮志。然而肯特岗的校园环境与武吉知马截然不同，起伏不平的地形代替了平坦开阔的景象，人一旦进入校园便会“消失”在建筑物中，仿佛是一个“大工厂”。王润华始终遗憾国大人文氛围的缺失，因此担任助理院长后，他积极参与国大艺术中心、文化中心和博物馆等校园多元艺术的打造。作为一名人文学者，他践行了自己的大学理念和文化使命，致力于将国大建设为当今这样一个多元人文校园。

在王润华担任系主任的三年里，中文系举办了很多会议活动，一种是学术的，一种是文学的。因为当时的口号是新加坡要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中心，国大中文系理应担起这个责任，所以需要兼顾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两方面。而王润华自身也热衷于参加文学活动，担任了新加坡作家协会主席十余年。对他而言，这些文学活动具有社会意义，可以建立与外界的关联，也可以吸引对文学写作感兴趣的、有才华的学生来中文系读书，梁文福、林春美、廖冰凌，这些都是优秀的校友。

从国大退休后，王润华仍继续着自己的学术生涯。在台湾元智大学的九年，他依旧发挥自己的学术使命。2012年，他再次回到马来西亚，在南方大学担任副校长至2019年，接着继续担任人文与社会学院资深讲座教授。2023年4月开始担任南方大学中文学院创院院长兼资深讲座教授。一直以来，他深耕中文研究，致力于推动南洋华文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1980 年王润华赠毕业生寄语

 

编者按：有关王润华老师在研究、教学、行政方面的更多采访，可参考王润华自述《从云南园到肯特岗：29年学术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