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往事

六十年似乎是颇为遥远的事情，但相对于数年前新加坡国立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六十年也只能算是大学中的一个后起学系。中文系的六十年要追溯到1953年新加坡大学成立的中文系，及在1955年创校的南洋大学中文系。我加入大学的时候，已经是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后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时代，无法体会当年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中文系的氛围，但曾经在两校就读或任教的朋友，都对以往的新大校园和南大校园非常怀念，可见新的不一定比旧好。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在1980年成立，在肯特岗的校园已经有三十三年的历史。有些朋友认为当年肯特岗的校园像工厂，只注重实用，缺乏美感和风格。最近十年，随着风格独特的新建筑物的增加及大学城的建造，古老的校园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早期的国大中文系位于文学院第二大楼的三楼。我加入中文系的时候，林徐典教授是中文系主任，当时的中文系有十多名教员，三楼是与马来文系共用。虽然每位教员都可以有自己的办公室，但电话则因为分机不够，只能两人共用，在两个房间的中间开一个洞，电话可以转来转去，颇为有趣。后来担任中文系主任秘书林秋英小姐，当时才刚加入，负责管理中文系图书馆和打字的工作。当年电脑打字和打印尚未普及，秋英的中文打字机是一台像传统英文打字机的工具，有一盘盘中文铅字粒可以更换，打字时有点像报馆的排版工作，因为繁琐费事，只有重要的文件才会用中文打字。老师要发中文讲义，必须几天前就要手写在蜡纸上交办公室油印，印好还要等油墨干，不能当场派发。比之今天可以电脑打印及快速影印，实有天渊之别。当年的课室也不会有下课铃声，访问教授周策纵先生便有带闹钟上课的美谈。辅导课的时间是先到先得，有些对外院外系开放的英文课，常有一、二百名学生，为争取理想的辅导课时间，甚至有些学生漏夜排队，有如今天的抢购房子。

中文系在文学院只是中型学系，但在院的亚洲研究学部（包括日文、马来文、东南亚、南亚等学系）算是最大的，教师人数在高峰期约有三十人。这不包括1994年因大学结构改变而并入中文系的华语教学中心，及1994年新成立的汉学研究中心。华语教学中心虽然并入中文系，但行政上独立，有自己的中心主任。2001年因为文学院成立语言教学中心，将院内所有的外语教学归入语言教学中心，以教外国人华语为主的华语教学中心遂并入语言教学中心，而汉学研究中心也在同期因亚洲研究所的成立而被并入亚洲研究所。

记忆中国大中文系曾经搬过两次家。先从AS2搬到AS7四楼，再从AS7四楼搬到三楼。但因为教员人数的增加，部分老师的办公室只能分散在不同地方。大学已经决定拆卸图书馆旁的旧行政大楼，改建为亚洲研究大楼，2015年建成后相信中文系的教师将可以在同一屋檐下。

 

岁月留痕

在中文系多年，除了同事，印象最深刻的是中文系的同学。虽然有一年毕业特刊的调查说他们的“吱喳”指数比“用功”指数来得高，但这正反映中文系同学的活泼和可爱。而且，吱喳也不一定是坏事，每年的大专辩论比赛或汉语桥大学生汉语比赛的主要成员便是来自中文系的。当年班里被认为颇吱喳的冯慧诗，后来是电台出色的DJ和节目总监；还有吴裕佳，是国际大专辩论比赛的最佳辩论员。过去的学制使中文系的同学能够有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语文训练，历年培养了不少杰出的人才：包括国会议员、著名作家、校长、总裁、总编，及无数默默耕耘的华文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在新的制度下，主修生在中文系所修的课比过去少，对先天不足的同学来说是一大考验。

过去学生选课时往往先打听老师的风格，所以有关消息在同学间流传最多。如林徐典教授上课一字一句，有板有眼，学生说上他的小说课有如听广播节目，赏心乐事。学生也特别喜欢叶嘉莹和王国瑛两位老师合开的诗词课，被誉为“双剑合璧，所向无敌”！当然，同学们最“反斗”的是给老师取外号，大部分老师均难逃一劫，如“拓跋氏”、“大头”，老师知道了也只能苦笑！

中文系同学也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每年自发出版毕业特刊和举办谢师宴，这是国大其他院系所少见。有些时候毕业特刊是二、三百页厚的精装印刷品，甚至一届要比一届精美，给后来的毕业同学很大的压力。中文系学生对系的归属感，是别的学系所羡慕的。每一年的毕业特刊都会有老师和同学的通讯录，同学的离别感言，图文并茂。现在我要找“失散”了的同学，还是通过翻阅过去的毕业特刊，非常有收藏价值。

 

变革创新

在国大多年，变革创新似乎是大学没有停止过的诉求。这有点像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我们不断地被提醒要维持高经济增长，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不落人后。也许这样，国大才能在短短的十多年间攀升为亚洲第2位和世界排名第26名的顶尖大学。

国际化是国大创校以来努力争取的。早在林徐典教授的年代，中文系已经开始走向国际化，大量聘请华、英精通的教师。如曾经在哈佛大学就读的王国璎老师、加州大学毕业的梁元生老师、刘义章老师、澳洲国立大学毕业的苏基朗老师、杨静刚老师等，他们都在系里开设英语授课的课程，以方便外院或外国交换学生修读，而且很受欢迎。我在任的时候，系里二十多名教师，超过一半以上是外地精英，博士学位来自二十所外国的名牌大学。这是亚洲著名学府的中文系所少有的，我们常以此作为研究生课程招生的“号召”，印发海报，强调师资集世界著名学府之所长，教学“贯通东西学术，涵融多元视角”，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图一）

过去十多年，国大一个明显的转变是从教学型大学转变为研究型大学。强调重质不重量，收生的分数不断提高，招揽的人才也越来越严格。中文系的教师人数和学生人数也难免受到大学政策和大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应变方法是扩大研究生的阵容，并与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办双学位汉语硕士研究课程。因为大学注重具有国际地位的研究，不接受内部出版的研究著作，1999-2000年间，我们分别与八方出版社和香港商务印书馆签署协议，出版《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和《汉学论丛》，以推动有国际视野的学术出版，增加中文系的知名度。（图二）

华文教育是百年事业，不是一、两代人便能完成。我在任时其中一个重要任务，便是培养接班梯队，使传薪的工作能够延续下去。当年曾经在中文系和汉学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或助理主任的，如黄贤强、李子玲、容世诚、苏瑞隆、徐杰（现为澳门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刘宏（现为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老师，后来都先后继承主任或领导层的艰巨工作。我想，不管环境怎样变、不管时势如何不利，只要有坚守信念的教育工作者，中文系的下一个六十年，将还是培养华文精英和读书种子的地方。（图三）

图一：汇通东西学术

 

图二：出版丛书

 

图三：作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