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年于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获英联邦奖学金在香港大学求学后，受新加坡政府聘请回到南大教书。之后又随着两校合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任教，曾担任系副主任数年，于2000年荣休。回望那些潜心研究与教学的日子，杨松年在散文集中这样写道，“岁月春秋，似水流过”。

2023年杨松年受访

 

求知之路：从华中到港大

1941年，杨松年出生在新加坡大坡克罗士街（Cross Street）的一户普通人家，父母来自福建，家中有七个孩子。因祖籍为福建同安，因此父亲将他送入福建人筹办的华侨中学。“我那班的高中班，可以说是当时华侨中学最优秀的一班，诞生了五六个博士。除了我是中文系之外，其他都是理科的。”杨松年笑着回忆。高中时，他的文理成绩都极为优秀，理科表现更突出，但报读大学专业时他却出人意料，选择将中文作为主修。

杨松年认为这是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一个旧读书人，古文的根底很不错。每每到射虎这一类的活动，凡是跟古诗、古书相关的内容，他都能射中。”除了猜灯谜，熟读诗书、擅长书法的父亲还经常受人所托，书写对联或古文类的文书。受父亲熏陶，杨松年自幼便对华文、中华文化等有着浓厚兴趣，于是决定报读南大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同时选历史系为辅系。

“南大可以说是我在整个中文研究方面的一个启蒙阶段。后来我会继续中国文学的研究，当然跟这个基础有很密切的关系。”想起在南大裕廊校园念书的时光，杨松年的脸上充满怀念。最让他难忘的是当时南大中文系和谐融洽的氛围，无论是师生还是同窗之间，都极为诚挚。

杨松年记得，当时的南大除了有本地生，也有不少来自马来亚的华校生，水平相当不错，因此读书期间竞争颇为激烈。他仍记得当时同窗好友的名字。“他们都是文学创作的好手，那么在那个情况下当然会刺激我们……（因此）我的文学创作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益友，也有良师。杨松年记得，当时黄勗吾老师经常请他去家里，谈诗词、聊书法，关系很亲近。系主任钟介民老师也很关照杨松年。从南大中文系毕业20年后的某一天，杨松年接到了一通意想不到的来电。电话那头是钟介民老师的夫人，她说钟教授去世前留有两箱书送给学生，其中有一箱指定要送给他，叫他一定记得去拿。满满一箱书，承载着师生20年未断的亲近与挂念。“不仅仅是一种学问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那种身教，还有那种很亲密的师生感情。”杨松年动容地说。

第五届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师生合照

1963年以金牌奖从南大毕业后，杨松年因家庭原因没有继续进修，而是决定直接工作。他被新加坡劳工部聘请，担任执行官（executive officer）的职位。而一次在工作场所附近的偶遇，彻底改变了这个原本打算放弃研究之路的年轻人的命运。“你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边，你是个读书的料子，应该读书。”时任新加坡教育部提学司副司长的李廷辉先生真切地劝告在路上偶遇的杨松年。李廷辉对成绩优异的杨松年印象深刻，尽管二人并不熟络、甚少来往，但李先生非常关心杨松年。杨松年回复道，家中有经济压力，因此没有认真考虑过读书深造。

李先生一直热心帮助杨松年，还鼓励他申请英联邦奖学金。几经波折后，杨松年在当时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于1968年成功获得奖学金赴香港大学求学。每每回忆到这段经历，他都要感谢当时受到的激励与敦促：“在我整个学习的道路上，李廷辉先生是我的一个贵人。”

在港大，杨松年遇到了他学习之路的第二个贵人——黄兆杰老师。黄老师渊博的学识与耐心的教导开拓了杨松年的研究视野，老师的爱护与关心更是让身处异国的他倍感温暖。他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获得当届优秀毕业生的称誉。当时因拿英联邦奖学金求学，按条例毕业后须回国服务。但临走前，黄老师叮嘱杨松年填上一份修读博士学位的表格，劝告他不可以就这样轻易放下自己的研究。在黄老师的推荐和帮助下，杨松年获得了在港大继续深造的机会，同时他向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申请暂缓服务，获得了批准。不过委员会要求，若新加坡需要他服务时，他必须立刻回来。杨松年当时认为，这个条件并不会立刻施行，因此便安心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但正当他醉心研究时，却突然收到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的来函，通知他回国赴南洋大学就任。能回到母校工作，固然很好，只是学位还未读完，接到通知的杨松年忧心忡忡。黄兆杰老师了解情况后四处奔走，费尽心思，最后为他争取到一边工作一边修读的机会。就这样几经波折，杨松年在1974年春季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学位答辩。

 

任教的岁月：从南大到国大

1971年，杨松年受政府指派回到南洋大学中文系担任讲师。回忆起在云南园的教书生涯，他笑着用“满意”二字作评价。因为教课内容与研究方向一致，所以杨松年觉得十分得心应手，能够发挥所长。学生们的反馈也总是让他很有成就感。“如果你问到我当时教的学生还记得杨老师吗？他们会说：‘杨老师，我上过他的什么什么课。’”杨松年讲到这里，面带微笑。当时有不少学生总跑到他的办公室讨论学术问题和文艺创作。这些学生勤奋好学、学有所成，不少人如今已在新加坡文艺界大放异彩、鼎鼎有名，杨松年对此相当欣慰。

杨松年还记得，在教授马华文学的课上，当时的大二学生周维介经常来他的办公室探讨文学。“后来我直接跟他讲，我说我们这样空谈不如实际做一些工作。”于是他便邀请周维介一起进行当时新马文学领域鲜有人问津的副刊研究。二人合作的文章多次发表，最后收集起来出版成书。

除了学术发表之外，杨松年当时还与新加坡教育出版社有不少互动，参与了大型文学季刊《新加坡文艺》的创刊。这份刊物在新加坡的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杨松年受台湾副刊文学制度的影响颇深。在当时的台湾，副刊既是作家发表新作的平台，也是文人和学者论战的舆论阵地。他注意到，台大外文系的《中外文学》之所以赫赫有名，受到广泛关注，正是因为该刊除了发表作品，还收录了不少文史评论和书评。因此，在《新加坡文艺》任主编时，杨松年也提倡兼收并蓄，集文学创作、评论、书评、鉴赏为一炉。这些课余的工作反过来也促进了杨松年的教学。他在构思新马文学课程时，既鼓励学生不应只关注作者和文学作品，也应讨论编者和刊物，加强对文学创作之外的重视。

对于南大的校园环境，杨松年印象最深的则是四勿亭。四勿之名，出自《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这座立于云南园的四勿亭，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咖啡店。闲暇之余，杨松年总喜欢来这里坐一坐，或和学生谈天说地。当时南大的校园氛围很好，学生们总是一群群、一对对围绕在学校的人工湖，大家谈着、笑着、走着。老师们也相处融洽，杨松年常和同事们在课余时打羽毛球。他还和同侪皮述民老师成为了系里出名的双打组合。

在南大和新大宣布成立联合校园之前，杨松年获得英国研究基金（British Fellowship）的资助，前往英国进行研究工作。那段时期，他每天从早到晚在大英图书馆里收集资料、做摘要、编条目，将英殖民政府离开新加坡时带走的新加坡报刊进行整理，回国后出版了《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一书。后来，国大根据杨松年提供的信息，从英国将这些报刊复制成微缩胶卷发回新加坡，至今仍是国大图书馆重要的馆藏资料。

他从英国回来后，联合校园的消息已经公布。和其他的南大校友一样，杨松年感慨万千。他记得当时在南大后期和来到联合校园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对未来的学校发展有不确定的感觉，看不到明确的前景，内心无法安定。特别是国外来的老师，感受更加强烈。尽管大家都认为合并迟早会来，但很多人觉得非常可惜。在杨松年看来，联合校园是两校合并之前的过渡期。从课程来看，联合校园延续了南大的课程范围，但有些课程不再继续。

校园环境则完全不同。杨松年是较早一批从南大被派去联合校园教书的老师。在他印象中，南洋大学有着东方文化氛围的建筑和园林，而联合校园时期的武吉知马校区是英殖民的风格，是植物园的延伸。他还记得，联合校园的大草坪常在下雨时涨水变成池塘。这些环境的改变，也令他怅然若失。但是，当他进入课堂看到学生，并在联合校园慢慢适应后，那种不安定的情绪逐渐消除。“作为老师，还是把我们的课程讲好，当时的一种感觉就是这样。”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要把教学和研究做好，把自己的知识整理灌输给学生，这些信念使他安定下来，专心授课。他也和新大中文系的老师们相处融洽，“因为一些新大中文系老师也从南大毕业，大家关系是不错的”。

和南大时期的师生互动相比，杨松年感觉到联合校园中文系的学生人数较少，和老师的互动也较少。在南大时，很多学生住在宿舍，和老师的互动更频繁紧密。在他印象中，联合校园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期，之后两校宣布合并，学校又通知老师们要搬迁去新的校园（肯特岗）。从联合校园到合并，杨松年和当时很多人一样并没有觉得意外。

到了国大，杨松年继续教授新马文学、中国文学批评、诗选学这些课程。和过去的教学设施相比，国大课室有白板、灯光照明、投影等现代化设备，课堂人数多则四、五十人，一般则有二、三十人。“国立大学给我的印象就是现代化。”合并后的国大图书馆也非常现代化。除了教书，杨松年花很多时间在图书馆看各种藏书和缩微胶卷。这对他的研究影响很大。他认为，国大图书馆馆藏丰富，期刊齐全，比南大时的资源更好。不过他也遗憾地提到一件往事。他曾组织过两次马华文学图书展览，让同学们邀请作者寄来图书，他也将自己的收藏贡献出来一并展览。与此同时，他还发动学生为每本书做摘要记录，收集整理而成的资料用多个大文件夹收存，每张记录都由同学们手写而成。但两校合并后，因图书馆整合，这些资料都不慎遗失，无迹可寻。

回顾在国大20年任教的种种，他充满怀念。谈到和同事的交往，杨松年提起了他和教授华文报业史的王慷鼎老师的一段往事。王慷鼎也从南大中文系毕业，早期在南大的中文学会担任马华资料室的负责人。杨松年在香港求学时，时任外交部秘书的王慷鼎曾请他吃饭，嘱他毕业后不要忘记本土的文学研究，要多做这方面的研究。但当时的杨松年一心专注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付诸行动。直到回新加坡后，他才感觉到本土研究的必要性，于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后，王慷鼎辞掉政府工作来到国大，他们又再相聚。两人常常一整天都在图书馆阅读缩微胶卷，研究新马本土文学。回忆至此，杨松年不禁再次感佩王慷鼎对研究事业的热忱。

除了王慷鼎老师，杨松年认为，国大中文系在他任教的20年里积攒了一批实力雄厚的老师，包括后期加入的一些年轻学者，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专长。

正因为在国大任教，杨松年特地购置了邻近金文泰的房子，从家到系里只有六、七分钟的车程。工作时，他习惯了在研究室待到很晚才回家，到家了便休息，隔天早晨又来到研究室。直到现在，杨松年依然住在旧所，离国大校园很近。“在高速公路就看到国立大学，也禁不住把车转进去绕一圈，看看当时的环境。”谈及对国大的感情，杨松年笑着说道。

1980 年杨松年赠毕业生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