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荷生教授（Professor Kenneth Dean）在2015至2021年间，担任国大中文系主任，他也是我系第一位莱佛士讲座教授（人文学科）。目前他担任雲茂潮研究中心主任，也受聘为观音堂佛祖庙讲座教授。他也是亚洲研究中心（Asia Research Institute）“宗教与全球化”研究组的召集人。

 

成长与学习经历

丁荷生出生于荷兰，父母是当时美国的外交官，他们在荷兰相识、结婚、生子，这也成为丁荷生名字的由来。丁荷生不到半岁，父母就回到北美，随后又被派往台湾，丁荷生的弟弟丁台生就在台中出生。由于父母工作的变动，丁荷生童年在台湾待了七、八年，又在香港待了七、八年。耳濡目染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至今，丁荷生将自己对道教仪式产生兴趣的根源追溯至童年时期在台北观看游神活动，“我觉得这些东西很神秘，但当时美国人在台湾比较闭塞，他们也不是很了解外面，我一直问这些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大学时，丁荷生选择了布朗大学中文系，他形容自己上学时“经常跑掉，他们经常想办法把我追回来”，因为从小没有在美国待过，缺乏熟悉感。后来丁荷生的父亲被派往北京，丁荷生也趁这个机会去了中国复旦大学。回到布朗大学时，很多老师对他在中国的经历很感兴趣，一直追问。

本科毕业后，丁荷生去了斯坦福大学跟随刘若愚学习中国诗词。他回忆起刘先生的教学方式，“很好玩，他叫我们翻译一些诗词，当他觉得我们的翻译太搞笑，他就大声笑，我们非常怕他的笑声，但他一开始笑就不会停。”后来，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来到了伯克利大学，开设道教的研究课程，带来了欧洲最新的道教研究方法和视野，丁荷生觉得大开眼界。

之后，丁荷生又去往巴黎跟随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学习。在巴黎待了一年后，施舟人建议，想要真正了解道教是什么，就必须亲自去台湾与道士长住一年。丁荷生觉得这个机会难得，便前往台南，跟随陈荣盛道长，亲自体会道教的仪式与文化。

 

从莆田到新加坡的田野调查

在台南，陈道长带丁荷生参加了所有的道教仪式。刚去不久，就赶上49天的罗天大醮，要在庙里住49天。丁荷生每天在庙里观察，感觉已彻底融入道教仪式，“你就感觉已经进入了一个梦境，你已经跟着他们跳到天堂去了”，“你做梦也是看到这些神鬼，所以感觉很是特别”。施舟人还给他介绍了南声社，晚上丁荷生会和夫人到保生大帝庙听南声社的南管。这类的活动和人际交往使他很好地体会了闽南文化，感受到了闽南文化中人情味的浓厚与闽南人的慷慨。

隔年，丁荷生来到厦门，想要了解“文化大革命”后，民间信仰得到了多少保留。他辗转找到了厦门大学的柯兆利先生，柯兆利开始带丁荷生下乡。在这里，丁荷生看到了“文革”后民间宗教的恢复过程，庙宇开始重建，仪式逐步恢复。在这重建过程中，有许多东南亚华侨回来捐款，重建庙宇、宗祠等等。

之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时，丁荷生几乎每年都回到莆田做田野调查。在田野的基础上，丁荷生开始着手建立GIS系统（地理信息系统）。他也和郑振满一起搜集了兴化、漳泉等地的碑文，他认为碑文是一种“社会X光”，“很多碑文会消失、被破坏，所以这个事必须抓紧去做。”经过20多年的实地调查与研究，目前丁荷生已出版《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福建宗教碑文汇编》等著作。

沿着莆田的资料线索，丁荷生的视线开始转向东南亚。他来到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加里曼丹等地，研究莆田庙宇的海外分布网络。他发现一直搞不明白的莆田乩童（神童）的神仙神谱，在东南亚保留得很完整；同时东南亚各地又创造了新的乩童培养体系，最后又传回影响了莆田本地。

丁荷生第一次到新加坡是1989年，那时新加坡道教总会正在创立，邀请了很多外国学者以及香港、台湾等地的道士团体，丁荷生的老师施舟人也来了。在新加坡，丁荷生结识了陈国显道长。当时，道教总会正举办很多道教活动，完整的道教仪式让丁荷生开始对新加坡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回到新加坡来继续研究这些问题”。

2004年，丁荷生来到新加坡参加兴化移民九鲤洞逢甲普度，结识了容世诚教授。2007年，丁荷生利用学术休假在新加坡开始庙宇调查。他和许源泰博士一起去参观访问新加坡的华人庙宇，“我们看到无数可以做研究的课题，你会看到他们的碑文太丰富了！”他发现乩童在移民社会中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因为要建立一个村庙，首先要有乩童将老家的神带到日常生活中，因此乩童在移民社会的角色相当重要。相比之下，道士的角色往往是在边缘，而不是中心。

丁荷生也开始建立SHGIS（新加坡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但与莆田相比，新加坡的特殊之处在于随着城市改造，许多庙已经搬迁了三四次，这给地图上标点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我们觉得可以一步一步地整理新加坡华人所做的事情，还有他们所建的庙宇、会馆、房屋等等的一些具体历史资料，然后就可以重新分析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比较熟悉的是1930年代支持中国的那个时代，但1960年代以后，哪些人在维持这些庙，把它保存到现在，这些都是很值得补充到新加坡历史的。”

2020 年丁荷生与学生进行田野考察

 

中文系的第一位“洋”主任

2015年1月，丁荷生就任国大中文系主任，成为了中文系第一位“洋”主任。作为系主任，丁荷生对中文系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改革。

首先，丁荷生认为中文系结构上存在问题，即教授很少，副教授很多。一般来说，正常的比例应该是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各占三分之一，但中文系的正教授非常少。“我觉得这是个太奇怪的现象，因为这里的学者都非常好，都有很多学术贡献、出版成果等等，所以我感觉到这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丁荷生一方面鼓励中文系的老师们申请教授，帮助他们配合国大的要求；也帮他们扩大研究方向，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另一方面，他也不断加强与学校的沟通，向学校审查小组解释中文系的具体情况和出版领域。由于华人学术界分为好几个不同领域，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不同地方的出版情况不同，杂志标准不一样，学术传统也很复杂，但这些学术刊物往往未被收入国大所承认的资料库，因此造成了理解与评鉴时的困难。于是，丁荷生不断与文学院及大学领导沟通，尽量让他们了解中文出版物的重要性与出版难度。

中文系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学生人数的减少。一方面，南洋理工大学因为入学标准和程序的原因，吸引了学生直接进入该校的中文系，也提供了很多奖学金，吸引了很多优秀学生；另一方面，国大的入学门槛仍然很高，且社会科学科系与人文科系统合，更多学生流向经济系、社会学系、心理学系等热门科系。对此，丁荷生一方面和学校以及教育部讨论，要求多给修母语的学生一些优惠分（bonus point），多给他们一些机会；另一方面，也加强对外宣传，通过国大校友的宣传，鼓励更多学生申请国大中文系，同时推出更多奖学金鼓励学生入读。通过这些有效措施，中文系主修学生的人数开始逐年增加。

丁荷生感谢中文系校友会在这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校友会帮忙找来各类资源，为中文系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协助。中文系的校友遍布在政府部门、中小学、报馆、传媒等各界，都为中文系的学生提供了许多实习机会。此外，雲茂潮先生子女也帮助设立了雲茂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雲茂潮中文图书馆，也提供了许多奖学金。雲茂潮研究中心建立后，开启了海外华人的系列讲座，整合了不同方向的研究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丁荷生也希望建设一个更完整的教师队伍，除了传统学科外，系里近来引进了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方面以及翻译领域的老师。“有机会引进这么多新的老师是非常难得的”，丁荷生说道。由于学校的师生比例有严格规定，为了争取师资名额，中文系需要通过开设General Education Module（通识课程），尝试用英文授课来吸引更多的学生。研究生方面，系开设了MACCL（Master of Arts,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中华文化与语言修课型硕士课程），希望从国外吸引研究生，同时也培养新加坡本地的研究生，双管齐下提升研究生的质量。

在培养师资上，丁荷生提出，一方面要为老师们提供研究经费，“给他们更多的资源做想做的研究，这个很重要”；另一方面要减轻新进老师的行政工作，使得他们能将精力集中在研究与教学上。此外，为了给新老师提供相关经验，系里会安排一位有经验的老师与新老师分享，介绍国大的特点和提供的机会等。研究方面，系里全力支持老师建立国际学术网络，通过提供经费支持其参加国际会议等。新老师入职的第三年，系里会对其成果进行审查，提供一些发展上的建议和帮助。教学训练上，国大的教学中心帮助老师们提升教学技能。

行政管理方面，丁荷生赞扬了中文系整个行政队伍的合作精神。他很感谢系副主任王昌伟、谭晓薇、李子玲老师，以及许齐雄、潘秋平、郭慧娟等老师的贡献，“他们都很负责、很全面，替系里想办法，而且很专业地处理所有问题。”他也肯定了行政副处长刘美茱女士的管理态度与方法，“她不断地思考每个老师和学生的情况，怎样比较公平地让所有老师都受到系里的支持”；以及冯梅奾、陈曦等行政人员的努力，还有一些新加入的行政人员，“Alex很会解决问题，林思勤相当有行政能力……”丁荷生谈到：“大家愿意合作，愿意为系贡献时间、能力和解决方法。大家不断地解决系里的难题，系跟大学面临的新挑战，他们也会不断地想办法处理。这种团队合作精神，我觉得是相当少见的，是中文系一直能维持并在这几年有所发展的关键。”

2021 年丁荷生与学生于佘有进墓地考察

 

中文系的教学体验与未来展望

丁荷生来到国大中文系一方面是受容世诚老师的邀请，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新加坡华人文化的兴趣。当时他还有纽约大学的另一个工作邀请，但两相比较，丁荷生还是觉得国大的研究条件更好，可以继续东南亚的田野调查，且国大中文系的整体氛围也更好。

来到国大后，丁荷生与容世诚等一起开设了“Everyday Life of Chinese Singaporeans (新加坡华人日常生活)”的英文通识课。丁荷生在课程中加入了华人庙宇的实地调查，让学生去庙宇或会馆进行调查。学生们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大多小时候跟随父母去过庙宇，但学业紧张后就不再常去，对华人庙宇不甚了解。丁荷生觉得这门课是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让学生重新认识华人庙宇的结构空间、仪式，以及背后涉及的社群、经济等问题。“我觉得很多新加坡年轻人已经很难对他们父母那一代人的生活有任何理解或接触，这些庙宇可能是唯一能把两代人，特别是三代人连结起来的东西。”

丁荷生还在Electrical Engineering（电子工程）科系老师的帮助下开发了一个iPhone应用程序（App），使学生可以直接通过这个程序将资料直接输送到服务器。利用三年的时间，丁荷生搜集了约300多份报告，他也将这些报告和照片放至SHGIS网站上。

他也开设了有关道教研究的课程，“我觉得这些课开得比较成功，能够让学生对一个比较新鲜的学术领域有新的理解，也让他们有机会进行田野调查，可以全面地去了解这些道教仪式跟新加坡的庙宇文化怎样互动。”通过这些课程，丁荷生希望学生能够思考自己的背景与社会定位，以及新加坡的变化如何影响了他们自身。

丁荷生还在辅导课上让每位学生写一个鬼故事。“因为鬼故事在新加坡非常流行，这门课我觉得很好玩……我正在研究这些鬼和祖先在新加坡到底跑去哪里……因为新加坡变化非常快，现在已经看不到祖先的坟墓，逝者在当时的生活中到底是什么地位，我觉得（这些思考）很有趣。”

谈到新加坡的生活方式与风格，丁荷生表示他非常喜欢，“新加坡好吃的太多了，这是个‘危险’。”他也经常和夫人去公园爬山、散步。提到作为第一位非华人系主任的感受，他很感谢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丁荷生坦言，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有点矛盾的，童年在台湾、香港长大的经历，以及工作后在中国和新加坡的经历，丁荷生说自己这辈子至少一半的时间是在亚洲度过的。“所以我是什么身份认同，我还搞不明白，但是至少没有很强烈的西方认同，我在亚洲也看到一些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感觉比较好，也尽量学习。”这些独特的经历也使得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去思考自己想研究的问题，“我很早就发现道教研究是比较新鲜的，但很少人把它看作是重要的研究，也没有受到汉学的重视，但从中国历史社会演变来看，道教确实相当重要，而我经过田野调查后，就不断肯定我的这个方向。”

关于对中文系的展望，丁荷生始终觉得新加坡非常需要国大中文系，因为新加坡目前亟需一个有相当高双语水平的工作队伍，来维持新加坡与中国以及与整个东南亚的来往，外交、商业、媒体，各个领域都需要高水平的双语人才。“我觉得中文系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整个新加坡，它要培养最优秀的双语人才。”

丁荷生也认为，除了掌握双语能力，中文系培养的精英还必须非常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这也是中文系这些年引进新老师、完善师资的原因。“很多校友告诉我们，他们去中国在桌上聊天，发现很难参与。虽然他们都听得懂，但是他们觉得自己的语言不够地道，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你必须要长期交流才可以。”为此，他建议应当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到国外去，同时也招收国际学生，培养国际性的学生生源。“我的期待是，中文系可以不断地扩大对学生的吸引力，打造强大的本科、硕士和博士项目，不断对新加坡作出重大贡献，在整个学术界提供新的视角。”

新加坡之外，丁荷生也积极推动国际的交流合作。“我们和马来西亚的中华文化研究单位保持联系，经常一起办会议，也希望可以推出一些共同研究项目。”他还提出一个计划，希望能够将东南亚所有国家的中文系联合起来。“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这点，但这个联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怎么做、跟哪些单位合作，都比较复杂。”

而担任系主任期间有没有什么遗憾呢，丁荷生觉得，疫情破坏了很多老师和学生的研究计划，一些交流项目也被迫中断，很难恢复。他希望有一天还可以恢复以前的那些往来，能让更多学生到中国去，能进行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