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赋尔从小就读于父亲担任校长的启发小学，之后考入立化中学，一直是华校生。他有七位兄弟姐妹，他们八人一半在英校，一半在华校。他和其他华校同学一起报选了南大。但新大和南大在1978年成立了联合校园，而他是在服完兵役后才入学的，所以蓝赋尔是经历改革后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的第一届学生。当他向我们回忆起那时的校园生活时，校园转型期新颖又具有挑战性的一幅幅画面在我们面前浮现。

蓝赋尔旅行留影

 

难忘师恩　温暖岁月

采访中，蓝赋尔分享了他记忆中的中文系和系里的老师们。在中文系的学习过程中，蓝赋尔感受到，大学中文系作为一个更高更深的学习阶段，产生独特且重要的知识传授效果。由于高中老师可能存在个人教学能力及教学大纲等限制，教学内容并不会全面且深入。面对一些诗歌句子或文言文篇章，大多不会为学生们作更详细的拓展。但到了国大中文系，蓝赋尔认为自己摄取知识的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了解一些基本事件的概况之外，中文系的学习帮助他掌握到例如事件起因等更深层次的知识。

一方面，系里的课程设置会跟随着学生水平的提高有不同层次的安排。蓝赋尔提到，中文系一门讲授同一知识面向的课程，会随着学生年级的增长而逐步增加教学的深度和难度。他回忆说，“课程（深度）方面第一年是比较普通，第二年会比较深一层，第三年更深一层。”在这样的设置中，学生们既不用焦虑自己难以一上来就吸收过于超出自身知识框架的内容，也能够在逐年知识水平的提高中，在自身不断进步、迈上新台阶时，合理地拓展自己的知识。

另一方面，负责教授课程的博士和教授们有着更新颖的教学方式，中文系许多教学模式有趣的老师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王润华老师、陈荣照老师、皮述民老师和苏新鋈老师。在他印象中，当时联合校园的中文系老师大部分来自南大，新大的则占少数。

他记得，来自南大的王润华老师时常提到南大风景优美，有湖有亭，中秋时节更有气氛，因此很多同学结下姻缘。在蓝赋尔的印象中，王老师平时虽然很忙，但面对教学工作依然十分负责用心。课堂上，王老师并不是死板地讲授书中的内容，而是会分享许多课外拓展的知识，许多与现实相关的知识。他也十分讲求活用，会嘱咐学生们“要把石头当成棉花使用”，以此来灵活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此外，每次穿长袖白衬衫的苏新鋈老师也令蓝赋尔印象深刻。苏老师十分平易近人，授课方式刚柔并济，会在讲得沉闷时掺杂一些幽默的语句来活跃气氛。这种方式让同学们能在一个更活泼的氛围中有效地摄取知识。

蓝赋尔表示，在中文系学习，不仅使他增进了对中国方方面面的了解、令他更能体会和欣赏关于中国的知识，还能熏陶人的思想，拓展知识面。他也指出，中文系并不仅仅局限在给学生们教授华文内容，也有结合了中英文语言要求的翻译课。这样的课程设计既符合了当时国际上的学术语言要求，也契合了那时候的国家发展与时代需求。要理解这种“契合”就需要回到当时新加坡的时代背景和校园的改革情境中。

 

联合校园　走向国际平台

从1978年听闻南大和新大将成立一个联合校园，到1980年得知两校将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蓝赋尔的心情有些感慨。在当时，不论是南洋大学的学生还是新加坡大学的学生，有许多人对这项决定是抱有不满的。一些南洋大学的学生们认为这项决定取消了南大的存在，因而不服气地放弃入读或者转而选择出国深造；一些新加坡大学的学生们认为这项决定使他们的身份被压下来，令人不快。但在蓝赋尔看来，合并是一项符合时宜的政府决定。

他认为，尽管这项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华文程度和文化根基，但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合并确实使得学校的水准更加一致。他赞同这一做法，即先合并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再独立发展。在他看来，南洋理工大学算是先合并再独立的产物。合并使得学校晋升到一个更开阔的国际化平台上，这也符合新加坡的国家发展方向。

蓝赋尔认为，对于正在起步冲刺的新加坡而言，需要融入国际社会，需要和更多的国家有更顺畅的交流。而掌握英文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外交流能力。同时，新加坡也需要更好的科技水准作为支撑，而在当时，英语世界的科技水准走在世界前列，他们的研究和教学都使用英文。因此，要能更好地接触和理解这些一手资料，掌握英文是大势所趋，是新加坡这个国家在国际生存、提升自身地位的必要方式。

而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蓝赋尔坦言，他对合并并没有意见，“当时忙着读书，觉得能大学毕业就已经很开心。”他记得，“当时华校生很辛苦，我们都拿了字典，一早就去图书馆排队，占了位置后，从早上10点一直读到晚上10点才回家。”这对他而言是一种值得的考验，使他的英文程度得到很大提升。从就业方面来说，和新加坡大学的学生相比，南洋大学的学生有更大的就业压力，但当两所学校合并成为一所，这样的差别自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他认为，这对他来说，其实利大于弊，反而帮助了他毕业后的求职，“我们（合并后的国大毕业生）成功打进了私人部门，之前的南大生都是去政府工作”。

联合校园旧址（现国大武吉知马校区）

 

新环境的挑战与突破

虽然在蓝赋尔看来，联合校园和之后的合并对国家和学生来说是大势所趋，但他也表示，这在现实层面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使他面临了不少的挑战。

蓝赋尔回忆，当时考入大学是很难的，进入联合校园后课业要求更高，无论主修还是副修都需要在课程结束后，通过写论文来检验学习的成果。而这篇论文，在当时响应国家政策的背景下，除了特殊的科系之外，几乎都是要用英文作答的。而一篇论文不合格就面临着重修甚至退学的风险，每年的淘汰率高达60%。蓝赋尔记得，那时候他只想着能毕业就好，对之后的人生道路并没有什么打算。而当时的同学们，特别是华文源流的同学，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例如，在进入联合校园之前，蓝赋尔就收到通知要去南大校园补三个月的英文课，因此他还“欠”了国家三个月的兵役。

进入联合校园后，为了帮助同学们适应新的环境和语言、学业要求，学校开设了每周的英文课程给学生们讲授英文文法。此外，蓝赋尔也记得，当时的华校生们自己也会组织读书会来交流课程学习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前一届的学长学姐，还是同一届的同学们，都非常乐意伸出援手。同学之间形成了互帮互助的学习氛围。

在他印象中，到了第三学年，当来自华文源流背景的学生们逐渐适应了联合校园的英文学习环境后，英文能力显著提高，大家的心态也随之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此时，之前所受的教育是华文源流还是英文源流这件事，不再因为英文能力而区分明显。相比于之前所受的教育源流，同学们更对自己的科系有了共同的归属感。蓝赋尔指出，中文系的同学们此时在有些英校生完全不懂华文的情况下，已经成为了“中英兼通”的人才。作为“双语人才”，中文系的同学们有了更深的自我认同感和自豪感。

校园环境方面，蓝赋尔记得当时的联合校园非常拥挤，早上10点图书馆就爆满，一直到晚上9点多人才少一些。学校里英校生和华校生的区别还是较明显的，特别是在运动方面。他记得，英校生的专长是足球、橄榄球、曲棍球，而华校生组成的乒乓球队、羽毛球队、篮球队、排球队更厉害。大学校际比赛时，当时有南大队、新大队，还有联合校园队，他就曾代表联合校园的球队参加比赛。

 

双语人才　磨练中英

面对国家正步履不停地迈向国际化的大趋势，学习英文无疑是国家发展和个人提升的必要手段。但蓝赋尔也在采访中强调，面对语言不能偏废，注重英文的同时，华文也应该发扬光大。华文教育无疑能为个人打开更加广阔的新天地，也为国家拓展出更加开阔的新天地。

描述联合校园创办之重要性的时候，蓝赋尔点出了双语人才的作用。他提到，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的开放期，许多中国企业来到新加坡。在这种情况下，华文源流的人才就和英文源流人才一样重要，如果一个人是双语人才，无疑会更加贴合社会的需求。

蓝赋尔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中文系开设的翻译课。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课程，帮助训练了学生的双语能力。在他看来，多语言的使用能够开拓人的思维，能够让人在不同国家以不同的当地沟通方式来更好地表达自己，更好地体验当地生活。他也回忆起自己作为双语人才在工作上享有的优势。当一位工作人员能够使用客户所熟悉的语言和对方沟通时，就意味着无需第三方的翻译和额外解释就能独立完成工作，这不仅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也凸显了自己在工作场合的重要性。在当时英文教育的大趋势下，如果一个人兼通华文，就能从其他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蓝赋尔自身的求职经历正展现了双语人才的优势。他在当年应聘船运公司时，公司需要一位熟谙华文的中文系学生入职，因为公司需要和中国方面沟通，来帮助进行与中国船运相关的业务。因此，凭借着对中国地理的了解和中文能力优异，蓝赋尔成功入选。当然，这也与蓝赋尔的英文程度不错和综合能力有关。

不过，蓝赋尔也特别指出，要兼顾华文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地磨练”。可见，华文教育是“任重而道远”。

 

总结与感恩

政府决定成立联合校园、合并成立国大的政策，使得蓝赋尔成为国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在他的回忆中，这项决定是政府把握了时代趋势后所作的正确决定。而具体到个人的就读体验来看，蓝赋尔在合并后的中文系领略了更深层次的中华文化教育，遇到了平易近人的老师和互相扶持的同学，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尴尬期，成为了“中英兼通”的双语人才。在自己双语兼顾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中，他深刻感受到英文和华文都要兼顾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