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新加坡大学和南洋大学合并的消息宣布，就读于南大的刘程强正处在大三考试期间。他于1977年入读南大，已在南大的裕廊校园读了三年，当时的南大学士学位为三年，荣誉学位为四年。现在，他和另外14位有机会就读中文系荣誉班的同学必须决定，是否要去合并后的国大继续攻读荣誉班。

刘程强获颁 2021 年国大卓越校友奖

 

从南大到国大

尽管刘程强对南大的关闭有着强烈的反对和不满，但他还是决定前往国大攻读荣誉班，并于1981年从国大中文系荣誉班毕业。因为“感觉上好像还没告一个段落”，“我觉得如果还可以念，就应该去念”。而这一抉择使他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成为国大中文系重要转捩点的参与者。

刘程强用行走距离的改变来描述校园的变化。他指着南大曾经的地图说，裕廊路进去后，一整条路都是乡村，靠近农场的学生宿舍被称为“边疆”。往返于学校的174号巴士通常满载着学生，有些学生周末才回家，“有点像当兵一样”。一个半钟头的路程中，刘程强曾看过“一个同学晚上10点多在巴士里面站着睡到整个跌倒下去”。

大家当时住在南大宿舍，令他觉得颇有凝聚力。宿舍里，大家形成了“饭团”，即吃饭的团体。大家有时一起煮，有些负责去裕廊市场买一些新鲜的食材，有些负责煮，有些负责洗碗，很是热闹。南大的老师也住在校园里的教师宿舍，和同学们关系相当不错。刘程强记得，王叔岷老师喜欢在晚餐后去南大湖散步、赏莲花。同学们有时陪老师一起散步，“王老师拿出一只手电筒，他知道哪朵莲花开了，哪朵还没开。”同学们觉得很有意思，也慢慢养成了习惯，去南大湖散步谈天，再回宿舍。

尽管1978年已设立联合校园，但当时的联合校园主要是大一新生，刘程强和其他高年级的南大生仍留在南大的裕廊校区上课，直到1980年合并后才来到武吉知马。

来到国大的武吉知马校园，靠近市区、距离缩短，搭车往返变得相当方便。头痛的问题变成了“食堂的座位不够”，“霸位”还是“站着等”？但这些问题其实并不阻碍同学们在食堂“一起谈天”。刘程强记得，无论来自新大还是南大，无论是华校生还是英校生，中文系的同学之间并没有什么隔阂或明显差异，“大家关系都不错”。

课程方面，他感觉到，大学课程和高中课程相差甚远，大学的内容很难、很新，老师授课方式也完全不同。大学时，需要自己去选择如何看书，看书的哪个部分，很有挑战。刘程强入读南大时，除了主修中文系，也主修了政府与行政学系（政行系），副修历史系。当时南大的政行和历史都用英文授课，他花了很多时间来弄懂老师到底在讲什么。这样的经历对刘程强而言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挑战，使他能够在学识、思维上都有所飞跃，是他学习过程中重要的发展时期。

在南大上课时，刘程强已经熟悉了辅导课制度，习惯了参与讨论，自己去根据题目做研究、作报告。当时南大的学制已经改革，和新大相似，因此在衔接上他并无遇到障碍。刘程强来到武吉知马校区时，已在攻读荣誉学位，相较前三年打基础的辛苦，他认为最后一年的荣誉班生活相对轻松。此时的他更加享受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也“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字里面的一些更深一层的意义”。

作为学生而言，刘程强直接感受到了教学上的改变。两校合并带来的师资融合既承接了两所大学中文系的学脉，也为学生带来了更丰富的学术资源与教学体验，使刘程强等人能有更多的课堂选择。王叔岷老师教的老庄哲学、林徐典老师讲的《西游记》、王润华老师讲的比较文学、陈荣照老师的夜间课，还有系开设的翻译课，都令他印象深刻。有些课他没有正式报读，但老师也欢迎旁听。在他的记忆中，课室小、人数少的小班教学，使他更能听清楚老师的授课内容，尤其是上王叔岷老师的老庄哲学，被仙风道骨的老师带入神游庄子的境界，课堂体验更好，“上课最舒服的是在国大”。

在刘程强看来，南大与新大两校师资队伍的不同，并未让同学们觉得有隔阂，相反，师资整合后，因多元化而更丰富。合并后的两校老师之间也“都相处融洽，而且都互相尊重”。不同老师的教法与风格虽然不同，但却各有其个人的风范和学术专长。因此，当刘程强回忆起当时的课堂时，他感觉到“很不同的一种风范和很不同的一个学术的学习过程”。通过听课，学生们可以了解到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体会到不同专科的深度，从而“吸收到一些新的东西”。

但在图书资料方面，刘程强认为，两校图书馆的合并过程中，一些南大的藏书并未被妥善处理。因此当他写论文需要资料时，仍然要回去已经闲置的南大图书馆，或者去市面上的书局寻书。

回望整个合并以及南大的关闭，刘程强认为，对于这个事件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之后社会上有人提出的南大复名更不是简单的事情。但事实已经发生，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保存历史的真实性”。这段历史不能被磨灭，也不应该是美化的历史。“我觉得这一定要保存，但其它的你总得向前看。”

刘程强毕业纪念刊留影

 

从教育出发

从南大到国大，刘程强经历的不只是空间的改变，他也一路见证了新加坡华文教育以及整个新加坡社会的变化。1979年，华社还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即“讲华语运动”，其中第一个口号就是“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虽然站在今日来看，这是一个重要的语言发展方向，但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中，还在校园读书的学生刘程强等人其实并没有特别关注到这样具体深入的基层社会议题。他们所关心的更多是新加坡的整个政治局势、政治架构、经济问题，甚至还包括中国的政治问题。

刘程强在中文系期间还未有从政的打算。在南大读书时，他打算以后当老师，“如果能够当老师”，把自己的知识“通过教育去塑造年轻的一代、新一代人”，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带着这样的信念，刘程强之后入读了教育学院，跻身教育界，从中文系的学习、研究，进一步迈入了华文教育的实践场。

教学时，刘程强坦言，由于不同学生华文程度的不同，学习进度不一，或急或缓都可能引起学生的“抗拒”甚至“叛逆反应”。因此，“语文的东西不容易”，是很难教的，这就需要老师不断思考，如何能使学生有兴趣，如何才能“引起（学习）动机”。以他的经验来说，“我教书，我是不根据书教的，用故事、用报纸，有时候用录音机播放流行歌曲。”遇到别人反对时，刘程强反问，既然教育部当时推行用图、用漫画讲解华文，那为什么用流行歌曲就不行？

他也曾想在国会建议，如果能将一些科目改用母语来教授，可能会改善母语（华文等）的程度。但是这样反而会使一些学生因为无法应付而放弃选修该科目，适得其反。与其使一些学生因为华文难、要求高，而产生排斥感甚至不读华文；刘程强认为，相比拒绝华文，可以适当配合学生的进度，让他们能够享受学习，不能硬逼，而要引起他们学习华文的兴趣。

总的来看，刘程强认为学习语言不只是教育的问题，而要通过整个社会的应用。但语言也不只是应用，应当超越应用的功能，比如帮助塑造国家或社群的凝聚力。在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种族社会，语言问题是复杂的。不同种族都有其关注的课题和诉求。母语固然很重要，但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即英语，也能帮助提高效率和增进跨族群的沟通。

除了关注语言教育，作为站在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刘程强看到的更多是人才教育培养对于国家未来发展的意义。新加坡最重要的资源是人，但一些制度未能真正帮助培养人才。每日的教学经验促使他去审视、思考新加坡的教育制度问题。

在他看来，当时的情况是，每个学生的个体情况与学习条件都不同。而单以英文、数学、科学这三科的成绩作为标尺，将不同的个体贴上标签并分流是“对他们很不公平的”，对学生的未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刘程强曾经屡次向教育部反馈这些弊端，但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新加坡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的反思，加上之前南大关闭却反对无效给他埋下的种子，促使刘程强决定步入政坛，通过政治的方式发声，来为新加坡社会、普通民众贡献一份力量，推动制度的改变。

他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有效地发挥了其华文的特长。刘程强当时购买了反对党的党报，发现其华文版的文字有问题，翻译突兀，使得读者无法理解。所以他帮忙进行华文翻译，写一些时事评论传达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当刘程强从政后，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得到了政府的回应，教育制度相应发生了改变。他有一位以前的学生，便是受益于新政策，在会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的例子。这使刘程强深感欣慰，觉得从政确实能够发挥影响，造福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