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世诚1957年出生于香港，在香港大学中文系先后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在港大就读博士期间，他在机缘巧合下，于1985年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在1991年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国大是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也是唯一一份，做了31年，今年退休。”容世诚笑着概述了他的教学生涯。
1993 年中文系老师聚餐
进入国大
90年代初，整个亚洲的高等教育处于蓬勃发展期，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都斥资招揽人才。回想起应聘过程，容世诚还清晰记得在新加坡驻联合国纽约办事处的面试经历，体现出国大乃至整个新加坡对人才的重视。当年得到美国荣鸿曾和屈志仁两位教授特別鼓励，指出东南亚有较大的学术开拓空间，因此容世诚最终选择来到从未踏足的陌生国度新加坡，加入国大中文系。在这里，他受到了同样来自香港的李焯然老师、苏基朗老师，以及港大校友前辈如杨松年老师、苏新鋈老师等的热情帮助和照顾。
中文系的老师
90年代的国大中文系有来自不同背景的老师，包括南大、新大和留学海外的老师，而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包括文学、历史、语言学、海外华人、哲学等。当时，中国哲学和思想史是中文系里面的“显学”，甚受重视。这与80、90年代新加坡推动儒学研究有关。容世诚特别指出，系里的杨松年老师和王润华老师对于本地新马文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此外，中文系每年邀请海外学者作为客座教授来到新加坡，例如叶嘉莹老师、陈启云老师、罗郁正老师等，加之本地老师的国际交流活动，整个学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学术风气和活力。
1994 年容世诚于 AS7 办公室
中文系的学生
从最开始在中文系教授英文课，到开设中文课程，容世诚在几十年间接触了不同时代的学生。关于中文系的师生关系，他认为始终很好，这也是极为特别的。他谈到曾参加学生们的活动，受邀到学生家里庆祝生日等经历，而学生们也随时能到办公室与老师畅谈。
谈起中文系的学生，容世诚认为，中文系并不是只会做研究，学生们还对新加坡的本土华族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以本地收藏家苏章恺先生为例，他最近私人购入了一批昂贵的50、60年代新加坡小报，希望保存好新加坡的历史文献，体现出中文系毕业生们对文化的强烈感情。
世纪初的日新月异
进入21世纪，国大与时俱进、迅速发展，从教学型大学转向研究型大学，包括更加重视研究成果、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和课程、组织读书小组和研究群等。容世诚亲身经历了这些变化。
一是学制转变，从英制到美制。据他回忆，刚来国大的前几年（90年代初期），由于学校还保持英式教育的传统，因此教育较为“专攻”，强调专业精深发展，每门课程会开一整年。而在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大向美国制度转变，强调广阔的知识面，因此课程变为模块化（module system），每门课只有一学期13周时长，上课方式也由小班导师制（tutorial）变为大班讨论组（discussion group）。整个学校也慢慢从英式大学制度过渡到了美式教育模式。
二是打破汉学与汉语的界限。虽然中文系分为汉语和汉学两个主修，但容世诚认为，学问分工是人为的，因此始终希望打通两者之间的界限。在担任研究生课程协调工作（graduate coordinator）期间，他强制要求中文系所有研究生都要听汉语和汉学的讲座，希望开阔学生们的视野，从而了解研究问题的不同视角。
如何定位国大中文系
在2011至2013年担任系主任期间，容世诚用“为大众服务”来形容自己的职责和使命。谈及当年的重担，他曾确定了三个主要目标：首先是扩大生源，改善师生比例；第二是希望吸引更多新加坡年轻学者返回国大中文系任教，加强研究和教学团队建设；第三则是希望推动新加坡研究，鼓励老师们以新马研究作为“第二研究领域”（second field），重视本地历史、文化、语言的宝矿。
（1）生源
容世诚认为，中文系当时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就是生源问题。文学院选课政策改变，由最初的学院统一分派变为学生自由选课，导致不同学系课程受欢迎程度不一，中文系学生人数逐年下降，师生比例不协调。面对这种严峻情况，他希望通过调整中文系的定位来改善问题。
与其他亚洲地区大学的中文系、或欧美东亚研究系比较，该如何定位国大中文系？“中文系不单只是一座堡垒，更是一座桥梁。”容世诚如此定义。堡垒固然重要，需要去维护、捍卫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重要价值，但同时中文系也要有第二个任务，即把汉学知识带到其他学系和学院，在吸引生源的同时达成作为桥梁的沟通作用。与90年代的主修学生不同，2000年之后的新一代学生们对中国的文化、文学等虽然很感兴趣，但由于中文系是文学院唯一用中文教学的学系，因此他们可能由于担心语言能力不达标而却步。基于此，容世诚在担任系主任时，积极鼓励同事们开设英文课程，并多招聘能够胜任以英文授课的新老师。
开设英文课并非转换成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这么简单，更强调从比较的视野来讨论问题，兼顾中英研究材料；课程设计、议题教材和思维方式都有不同，才能形成更好的对话，架起“桥梁”便于非中文系的学生理解。例如，当时容世诚开设的一门通识课“Everyday Life of Chinese Singaporeans”课程，即新加坡华族的日常生活，希望以英文课大班吸引更多来自不同院系的学生选读，从一个新角度讲解新加坡社会文化史，并以此鼓励学生“寻根”和认识自我。
（2）聘请新老师
担任系主任期间，容世诚希望能聘请最好的老师回来教书。用“回来”这个词，指的是希望包括国大毕业生在内的更多新加坡的年轻学者，在海外求学后回国大中文系教书。当时很多新加坡学生留学海外，并留在外国，容世诚希望能够吸引他们回来建立本地的教研团队。
（3）新加坡本土特色
容世诚用“遍地黄金”来形容新加坡丰富的研究材料和资源。田野、旧书摊、旧货市场、口述史、旧报章画报、旧照片等，都是本土研究的“宝藏”。此外，近年国际学术界也非常关注东南亚研究。因此，在现有新加坡研究的师资之上，他一直鼓励新老同事们在原本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发展第二研究兴趣，探讨本地课题。例如徐兰君老师研究本地的儿童、电影、冷战和文学等，林立老师则研究本地诗歌等。容世诚也通过开设课程，鼓励学生们去研究、推广新加坡的本地文化。他强调并不是担任系主任才开始这样做，90年代初已经鼓励本科生以口述历史的方法研究新加坡戏曲史和社会文化，一直贯彻始终。
教学经历
以“Everyday Life of Chinese Singaporeans”这门课为例，容世诚讲述了他的教学理念和感悟。该课程设置在Singapore Study Module（新加坡研究通识课）类别之下，每位国大生都要选修其中的部分课程。由于主题关于华人日常生活，且涉及了口述访谈、田野考察、拍摄视频等多种生动有趣的活动，这门课程引起学生们的热烈反响，吸引大量其他专业学生选读。
这门课的定位着眼于本地华人文化以及新加坡社会史。因此，课程作业被设置为用历史档案和图片照片来研究，此外学生还要回家访问公公、爷爷、奶奶等亲人，询问他们关于过去的记忆，例如在游艺场的闲暇、在牛车水的生活，在戏院看什么电影，来撰写报告作业并拍摄短片视频。当时文学院有短片拍摄比赛，容世诚就鼓励同学们去拍摄相关视频参赛，这门课上的学生都非常有天赋和才华，最终拿了很多奖项。
此外，容世诚还列举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例子，包括拍录潮州铁枝木偶戏、福建扮仙戏《天下太平》等。他希望以此告诉戏曲课程的学生，中国戏曲不仅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还存在爷爷奶奶的回忆里，在周边附近的酬神戏台上，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戏曲从来不只是一本书册，而是日常的生活，这也与“Everyday Life of Chinese Singaporeans”课程的理念相关。
在担任系主任期间，容世诚认为最满意的工作之一就是开设这门新课。他享受与助教讨论课程设计问题，而当时最减压放松的时刻就是上课教学，这也是他最开心的事。“我喜欢做这个事情，也看到有许多同学喜欢，收到很多感动的邮件。”容世诚如此解释。这门课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的学问知识传授过程，也是让学生自我发现的过程，激发他们来思考“我是谁”和“我的身份”问题，这也是Singapore Study Module推出的目的。
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容世诚还谈到教中国戏曲课期间的感动故事。一位学生的母亲曾是潮剧童伶，卖身给戏班，因此他建议这位学生去采访他的母亲，学生最终拿到了A的优异成绩。后来，这位学生告诉容世诚，访谈重新燃起了母亲对中国戏曲的兴趣，她又开始参加业余的潮剧演出，而学生根据此事改编创作的小说后来还登上了《联合早报》。因此，课程并非仅仅局限于教学，这还是一个“寻根”和自我发现的过程。容世诚总结道：“所以这31年来，你问我薪水高不高，薪水固然重要，但很多回报并不是薪水可以代替，比如这类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也是一种教学回报。”
上课即是表演
1996年，《联合早报》报道了容世诚上课声情并茂，凭“演技”获得卓越教学奖的事迹。谈及这种教学方式，容世诚说，上课其实就是表演，剧本是教案、大纲，教材、幻灯片就是道具，教授本人则是演员。简言之，“Education is performance art，表演就是日常生活”，容世诚如此概括。如何呈现知识，课堂的起承转合都是预先设计好的，而非随性所为。
例如在课堂上，学生什么时候开始疲惫了，就放映一段电影片段振起精神，或临场要求学生阅读分析一份文献材料，然后一起讨论、总结等，两个半小时的课堂如何去分配，从而让学生们获取最丰富的知识，都是老师提前设想好的。
此外，由于课程时长有限，不可能在课堂上传授所有知识，因此容世诚认为，教学的目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促使学生课后主动继续研究。所以，他的教学更加侧重研究方法、框架和理论的传授，并把握最新的学术动态，从最新的方向和视角进行教学。也正因此，声情并茂的表演方式能够在最大限度吸引学生的同时，实现传授知识的目的。
学术研究
在教学之外，容世诚多次重复，他非常幸运在国大拥有了教学、爱好和研究合一的机会和空间。1997年以前，他寻宝的地方是戏台和庙宇，到现场拍摄街戏演出、观察宗教仪式过程和观众信众行为，然后和书本上的知识对照，仿若寻宝。1997年以后，他发展出新的收藏爱好，包括电影杂志、通俗小说、画报、照片等，这些既是他的爱好，也是教材与研究资料。
由于研究兴趣和爱好一致，作为学者，他的研究和个人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容世诚总结：“我告诉以前的学生，如果我有一个更好的书房，我会称呼为‘四书斋’，因为我一生最喜欢四个事情，买书、读书、教书和写书。”
退休——“断舍离”
关于退休，容世诚早已有所准备。90年代和五六年前中文系的两次搬迁，让他有了“断舍离”的感悟。尤其是最近一次办公室搬迁，对于他来说，本身就是退休准备的一部分，开始要决定保留哪些东西，而哪些则将要被“放下”，永远留在过去的岁月中。他不断将旧书分赠学生、图书馆和书局，剪掉过去的访谈录音带，扔掉累积多年的影印资料，重新整理人生和学术步伐。“在60岁的年纪，我自觉到了另外一个人生和学术阶段，将要开启新的生活方式。”
“感觉到衰老是一定的，要面对、接受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人都是一样的啦。”谈及退休的打算，容世诚说：“其实我真的希望多点时间读书。很多书还没来得及看，不过年纪大了，精力也没有以前这么好，许多书放在书架上没有机会看。能够读书是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喜欢开新课，从而逼自己去读新书。”
此外，他还希望能在退休前将自己收藏和本地收藏家的藏品资料尽可能数字化，有机会让更多人使用，帮助后来者研究新加坡的电影、广播、出版等等。谈及此事，容世诚说，在新加坡的这些年里，国大给予了大量支持和帮助，因此他希望能为学校做出一些回馈。
回望
回顾整个工作生涯，容世诚再次感谢了国大、香港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香港、美国和新加坡，它们在我三个人生阶段给了我不同的空间和养分，让我得以自由做喜欢的事情，也就是买书、读书、写书和教书。”
在国大中文系，容世诚说，他拥有充足的空间去戏台、去田野、去旧货市场，有固定的资源支持出国交流、有机会向院内不同学系的同事学习，扩阔学术视野。“在这个活泼的环境中，我可以做喜欢做的研究，教喜欢教的书，应该要用感恩两个字，并没有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