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加坡驻美大使之约
我在2003年底离开肯特岗，在国大中文系服务了29年。原来退休年龄是55岁，延长了5年， 后来又延长了2年。所以我是62岁那年退休。大学依照当时的返聘规定，我是教授，可延聘为Professorial Fellow，我接受了聘书一个月，因为台湾元智大学聘我担任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兼中语系主任，我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将聘书退回去，引起院长室一阵紧张，以为我有所不满，其实我很感激国大让我62岁才退休，又是自国大成立以来，唯一获得升等的正教授，其他同事都没有这样幸运。去了台湾9年，去年2012初结束后，我又加入马来西亚南方大学，担任资深副校长及讲座教授。所以我的学术之旅至今还未结束。
1972年的夏天在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系完成博士学位，我的主修是中国文学， 副修比较文学。就在夏初来临之前，我收到新加坡驻华盛顿大使Prof E. S. MONTEIRO的信，请我去华盛顿面谈，问我要不要去新加坡任教，他说新加坡政府要全力发展国际性的大学。他给我往返机票、饭店及生活津贴，我顺便去玩了几天。我与大使相见甚欢，他说新加坡需要双语、跨族群的国际视野学者。他请我耐心等待安排，需要可能一年的时间。同时他明确告诉我，南洋大学需要双语的老师，虽然我要求加入新加坡大学，他说没有差别，这两间大学很快就会合并成一所大学。他的话无意中泄露了秘密：原来南大的命运很早就决定了。
面谈后回到威斯康新大学不久，8月顺利考过口试，得到博士学位，我同时接受爱荷华大学之聘，担任研究员，他们知道我随时会回返新加坡。1973年9月我任完一年，便离职回返新加坡，加入南大。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研究成果，后来收入聂华苓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百花齐放运动文集》（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2.彻夜难眠：南大的第一个晚上
1973年的９月，皮述民主任把我从巴耶礼巴机场接送到南大，晚上八点多吧，已经一片安静，第一个晚上我被安排入住南洋谷的宿舍D座38E单位，我突然好像回到小时候的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地摩（Temoh）的新村，雨后的夜晚，沟渠与湖畔的蛙鸣不断，蚊虫猖獗，我终身难忘。我彻夜难眠。我后悔从一个先进国美国，回返第三世界，无论生活条件或文化氛围，更不必说学术环境，远远落后美国。文化震撼、后悔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就是因为这种带着西方的优越感与回返原乡的赤子情怀冲击，触发我重新思考我的学术定位与文学创作的新思维。
我在南大的日子充满新鲜感与梦幻的境界。云南园原是橡胶园，周围残留当年种植的树木，每天有人割取橡胶，唤起我少年的生活。我的《南洋乡土集》里的散文，像＜云南园的蚂蚁＞, ＜天天流血的的橡胶树＞, ＜潮湿爬上相思树＞,都是在云南园的写真。云南园也引发了我的《橡胶树》的诗。因此我便走向南洋本土的书写，使我的现代主义写作，无论是散文或是诗，一大突变。我找到了我的创作的原乡，我的回忆，我的语言。这种书写，诗的创作一直延续到《热带雨林与殖民地》、《重返诗钞》与《重返马来亚》， 散文则是《榴梿滋味》（后来我称之为《南洋诗学》）、《橡胶树寓言》。
同样的，我的学术研究，在云南园与肯特岗写的关于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启发一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新道路，以新加坡的本土文化资源与思考，从另类角度透视中国现代文学，后来陆续写了老舍后殖民理论与康拉德的研究、郁达夫的南洋身份认同与变身神话、 鲁迅在新马的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与政治意义。这些研究收集在《老舍小说新论》、《华文后殖民文学》、《越界跨国文学解读》，与《鱼尾狮、榴梿、铁船与橡胶树：新马华人本土想象/华文/ 文化/文学的重构神话》等书里。这些都是从云南园到肯特岗引爆的本土与后殖民的文学/文化思考。云南园代表移民文化的转型，肯特岗代表后殖民新思维，如果我留在美国教书研究，贪图物质文明享受，绝不会写出这类非美国，非大陆、非港台的思考的著作。
刚刚进入南洋大学中文系教书的时候，那里的学术落后、守旧，双语的人不多，尤其来自台湾的老师都质疑我到美国研究汉学／中国学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台湾中文学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考模式才是典范，外文也不重要。其实美国那时已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他们以西方汉学研究、区域研究发展出来的中国学及比较文学的治学方法与途径，突破中国文学及其它领域的研究。我在南大开始教授的课程如西方汉学、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都深受同学的欢迎。他们都惊叹说，原来中文系的课这么与生活社会有关联。也发现研究中国文学，需要参考英文及其它语文的资料，柳无忌的英文中国文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May Fourth Movement），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这些国际经典著作的出现，使得他们兴奋不已。我虽然迟到几个星期，为了修读《西方汉学》，还是有很多荣誉班的学生，耐心地等我，这一届后来成为优秀的学者林万菁就是其中一位。我把创作带进课堂，《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生可以写诗代替学术报告，杜南发以现代诗当作业，我给他Ａ等，他说因此走上诗人之路。南大初期难忘的事，除了教书，便是与南大诗社的来往，出版《红树林》，办诗歌比赛，每年放假，带领诗社社员访问香港、台湾，泰国等地与各地诗人学者交流。
我是在南大最后结束前，体验到南大的人文传统精神。师生的互动，校园文化的浓厚，给学生带来全人教育。我记得那时学生常常到我家里上讨论课、聊天，这些学生，成为终生的朋友。同事也常常出外野餐。大学形成一个亲切的社区，包括教职员与食堂的员工，与当时的新加坡大学的阶级区分的殖民模式相反。
美国毕业后，我在爱荷华期间， 写了一首短诗<屋外>，诗中引述司空图的山茶花意象，说山茶花含苞三年，虽然美丽，开花后，花谱没有列进为名花，为其惋惜。我在中文系毕业特刊里题上此诗，以前南大三年制，毕业后文凭不受政府承认，同学读后有所感触共鸣，被同学张泛谱上曲，后来黄宏墨再次谱成流行歌曲，流行至今。
3.将西方汉学与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带进南大与肯特岗
我将西方汉学与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比较文学，带进南大与肯特岗。最后超越传统的文学探讨，进入文化研究的学术思潮。
我初到南大与国大，大学还没有鼓励或规定要写学术论文、要参加国际会议，发表论文，我是其中最早出发，与国际学界接轨者。我记得早期请假出国参加研讨会，主任还会质疑与刁难其正当性，不过到了后期，成为学术表现的重要绩效。
传统汉学的强点是一门纯粹的学术研究，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过去的汉学家，尤其在西方，多数出身贵族或富裕之家庭，没有经济考虑，往往穷毕生精力去彻底研究一个小课题，而且是一些冷僻的、业已消失的文化历史陈迹，和现实毫无相关。因此传统的汉学研究在今天，也有其缺点，如研究者不求速效，不问国家大事，所研究的问题没有现实性与实用法，其研究往往出于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动力是纯粹趣味。
1970年代在美国攻读高级学位，特别受到西方汉学其专业精神影响、研究深入详尽的探讨，不逃避冷僻的学问的传统训练影响。但还有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新训练。我在留学美国期间，美国学术界自二次大战以来，已开发出一条与西方传统汉学很不同的研究路向，这种研究中国的新潮流叫中国学，它与前面的汉学传统有许多不同之处，它很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这种学问希望达致西方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了解西方。中国研究是在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兴起的带动下从边缘走向主流。区域研究的兴起，是因为专业领域如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的解释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为典范而发展出来的，对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课题涵盖与诠释性不够。对中国文化研究而言，传统的中国解释模式因为只用中国文明为典范而演绎出来的理论模式，如性别与文学问题，那是以前任何专业都不可能单独顾及和诠释。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从中国研究到中国文学，甚至缩小到更专业的领域中国现代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都是在区域研究与专业研究冲激下的学术大思潮下产生的多元取向的学术思考与方法，它帮助学者把课题开拓与深化，创新理论与诠释模式，沟通世界文化。我把这种多元的视野与方法写的论文， 收集成一册，发表在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越界跨国文学解读》与《鲁迅越界跨国新解读》, 文化研究也已《华文后殖民文学》与《鱼尾狮、榴梿、铁船、 与橡胶树：新马华人本土幻想/华语/文化/文学的中间神话》、 而饮食文化则以《饭碗中的雷声》开始。
我个人实现了海陶纬（James Hightower）的基本要求： 以往从事中国文学的人，多半是对异国文学缺乏深切认识的中国学者。现在我们需要受过特别训练的学者，通晓最少一种为众所知的其他文学的治学方法与技巧，由他们把这些治学方法与技巧应用于中国文学研究上。只有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中国文学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西方读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承认中国文学应在世界文坛上占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
想不到我的美国训练，十多年以后成为研究中文的典范。近四十多年以来，得到新加坡政府的奖学金的研究生，规定要到美国或英国攻读中文研究所，现在连中大陆、台湾的中文系学生人到美国与英国的也很多，因为研究生要训练的不是知识的灌输，而是科学方法与创意思考，研究的态度与精神。目前中英双语、英美高级学位已成为新加坡各大学中文系的师资的基本要求与模式。
我的学术研究方法与精神，深受我的老师的影响，我曾将他的学术研究写成专书《周策纵之汉学研究新典范》，将他的汉学、中国学、文化研究一一分析。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学术研究之余，还坚持从事新诗创作，研究世界华文文学，同事将学术当作服务事业，东奔西跑，担任世界各国中文系的校外考试委员，学位考试委员，看考卷，审查论文都很认真贡献，这一点深深的影响我一生，至今不减。我跟着他的脚步，经常担任香港大学、香港教育学院、马来亚大学、柏特拉大学等等大学中文系的考委。我觉得学术应该无国界，有全球化，地球村的形成，学术研究也可以发展成为服务事业。我至今还是不断接受别的大学的考委、审查学位与学报论文、评审文学奖、创作比赛等等，都是继承我的老师的学术精神。
4.没有围墙的，国际性大学
我进入南洋大学中语系不五年，在1979年，南大全校搬到武极知马新加坡大学校园，成立联合校园。原来南大中文系的同事办公室， 集中在House No.8， 原来新大教授的洋房。南大的学生还是住在南大的宿舍。这时候，原来南大的老师，多数来自台湾， 人心惶惶。其实他们还有所贡献，并没有被排斥。1980年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后，搬到肯特岗校园，进驻文学院第三大楼，后来再搬到邵氏基金大楼。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急速走向跨族群与国际化，即使在中文系开的课，从翻译、中国文学、红楼梦，一部分的课程，需要用英文教授，当时南大的老师多数是单语，他们便不胜任或被淘汰了。联合校园时，南大双语的老师最先派去教课，记得我开始教的是翻译与英语教学媒介的中国文学概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于1980年成立后，便迈向世界级大学，即使中文系的教师，也要求研究论文在国际学报与国际会议上发表，这些园地主要的语文是英文，因此与我同代的单语同事就有困难了。我的双语与台湾、美国的学术经验，很早便建立国际学术交流的网络，我的专书、单篇论文很多在世界各国出版或发表，也经常在国外的研讨会发表论文。我现在偶尔看见我在1974年就参加在台湾举行比较文学会议，论文发表在1975-76期的英文《淡江评论》，也不禁佩服自己坚持走在学术前沿的远见。记得初次申请出国参加研讨会，还被来自中央研究院的李孝定主任质疑为何要在上课期间去发表论文。对他来说，老师好好教书就好。
2000年前后，新加坡国立大学升任正教授的学术门槛设定严格，只有自己的专业被国际同侪承认，达到国际性的学术水平，才有机会成为正教授，我的双语与国际学术经验与连结，使我突破传统的中文系教师的局限，成为第一位正教授。从1980国大成立以来，我至今（2013）仍然是唯一经过严格考核而升级的教授。我对自己严格的学术要求，终有报酬与鼓励。
作为中文学科的学者，从云南园到肯特岗，我知道必须接受国际理工学术与思考模式。如果我们只能用中文撰写论文，无论如何卓越，只能在本地区、大陆与台湾的中文学界学报与研讨会发表，恐怕在目前带有偏见的、西方霸权话语产生的所谓“国际性学者”的定义下，不可能被肯定，当然国际性的眼光与水平，也无法形成。所以双语与世界接轨是走向国际卓越必要条件。我早在1970年代，开始给自己定下多种严格要求，给自己约法三章如：
第一，在国际有审查制度的刊物发表论文。
第二，尽量参加国际研讨会，与世界个大学同领域的学者建立密切的关系。
第三，除了因应理工模式，要发表论文在国际性有审查机制的学术刊物上，我也要求自己要在有严格审查制度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专书，在美国，人文学者必须要有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书才能生存，否则被淘汰。
这是无可选择的必要学术表现，当然我绝不会让大学出版社约束我的学术论述选项，我也同时在其他的出版社出书。新加坡国立大学确实在亚洲大学中，排名前面，我们喜欢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也受益不浅。回想起国大的学术假期，待遇优厚，我好好利用，到过几乎各国名校访问、讲学与研究，对自己的学术提升很有帮助。加上我的时代，国大的薪水待遇很优厚（当时房价物价低），我个人一生感激能在国大发展我的学术事业。
王润华、林徐典、余光中与夫人范我存、唐爱文（Edwin Thumboo），黄孟文在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室
5.建构国际学术研究与网络，发展实用性社会价值
我记得当我升等正教授，成为国立大学成立以来中文系第一位教授，国外学者考核委员报告回来，十分肯定为“国际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组成最后面谈小组与我见面，有委员直接地问我，在学术研究贡献上受到肯定之外，对新加坡社会有什么影响与贡献。这问题对一般人文学者的反应，会认为有点侮辱性，不尊敬，但我高兴这种不学术的问题。我很神气地告诉他，我在大学二十几年，凡是在我的专业知识范围内文化文学活动，政府部门如文化部与后来的艺术理事会，教育部的各种相关咨议委员会，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等，1989年开始的The next Lap，新加坡长期发展蓝图与策略，我也在文化与艺术（culture and the arts）委员会里，提出建构新加坡的文化艺术的大蓝图。几乎人文与文化与我的项目，没有我的缺席。小的委员会，如世界华文作家多数都是我的肯定与推荐才颁发。我以当时发生的一些实际例子说明。当新加坡邀请六四下台的中国文化部长以作家身份来新加坡参加作家周，中方与我国外交部，都听取我推荐他，才批准。后来建交十年，也是我出面邀请。这是我的学术世俗化的一面。当新加坡政府肯定了潘受的旧诗成就，出版《潘受诗选》（中英文对照），我是该诗集的主选人。这类小工作我都重视，不像一般学者，从不参加。
我的学术研究与交流网络，发展成为实用性价值，并没有停留在学院围墙内。政府参与的文化计划，如当年文部出版的文学期刊Singa编辑，与亚细安各国合作编辑的Anthology of ASEAN Literature，我都积极参与。即使我2003年退休，去了台湾继续我的学术工作，我还继续协助，如新加坡季在中国（Singapore Season in China），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新加坡作家表演代表团，我也义务担任总策划。我觉得这是从南大到国大的中文系的人文传统之一，有必要继承与发扬。虽然我有西方汉学（Sinology）的研究精神，专业性很强，研究深入细致，我更受美国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训练，它很强调中国研究与现实有相关，思想性与实用性，强调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所以我的学术研究，拒绝牛角尖与象牙塔的模式，最终有社会的使用的使用价值。
6.人文校园的建构
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后三年(1983)，人文与社会学院院长唐爱文（Edwin Thumboo）打电话到台湾，要我立刻取消在台湾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回返肯特岗，担任助理院长。他的理由，新大与南大合并，需要听取南大的声音，更要将华校生（南大）精神融入国大。同时英文教育与华文教育学者应该交流相融。合并之前，我在南大，又是美国博士，容易跨越族群与语言交流。他最感动我的是要建立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校园的理想，推动多语言，多元文化。校园没有文化艺术，学术如何卓越，都不算是一流大学。我个人完全认同，也是我的大学理念。我在大学很多使命与理想，其中就是要建构文化艺术、有人文精神的校园，带动整个文化社会的出现。
由于与唐爱文的学术密切，我变成国大中文系或全校受华人教育者，最跨语言与族群的学者。我的学术活动与研究，与一般尤其中文系的同事很不相同。一些研究计划或以英语为会议语言的论文集，中文学者缺席，是一种遗憾，更是缺点。
我在院长室，最有成就感的工作，就是上任后，我受委任改建大讲堂LT13成为有舞台，有灯光设施，可供研讨会与舞台表演的多用途的三百人大堂。在八十年代新建的大学，竟然没这样的研讨会与表演空间。可见建构肯特岗的领导人的大学理念与文化视野之浅陋与短视。我们向所有系征收加建舞台及设备的费用，后来成为全校唯一多用途的礼堂，从国际会议到艺术表演，都在此举行。1993年，我们将原来的音乐中心扩大为国大艺术中心（Centre for the Arts）,作为统筹全校艺术团体与举办文化／文学活动的中心。我担任副主任长达十几年，一直到2003年退休。单单华语文学活动、国际研讨会，办过无数次，打破英语霸权的迷思，消除华语文化活动不被重视的偏见。
后来再提议建筑目前的文化中心，成为全新加坡第二大表演中心。今天国大与艺术文化的有关的建设，都是世界级的，如国大文化中心（NUS Cultural Centre）, 国大艺术中心（NUS Centre for the Arts）, 杨秀桃音乐学院（Yong Siew Toh Conservatory of Music Building）, 国大文物馆（NUS Museum），邵仁枚艺术剧坊（Runme Shaw CFA Studios）等等，因为有了这些一流的文化艺术的硬体，又带进肯特岗多元的文化艺术，国大才能在国际一流大学里排名最前面。爱文与我，还有其他几位同事，为国大开拓多元化的人文艺术校园的过程，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了。这是美丽的存在的遗忘。
由于唐爱文与我除了决心打造多语、多元人文校园文化，也因为我们是作家，我们也大力推动多语的多元化的文学。我们将原来文化部的Singa，转移到艺术中心（CFA）编辑与出版，我曾任主编。我们成立了UniPress ,编选与出版多种语文的诗选及其它学术书籍，如Journeys : Words, Home and Nation : Anthology of Singapore Poetry。我担任中文系主任期间，大力推动全国学生文学创作，出版《写》，成立国大中文学友会，出版《新马汉学研究 : 国大马大中文系研究状况探讨研讨会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2001）。2002年开始推出《东南亚华人研究丛书》等。文学院曾推动多次访问东南亚各国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与老师也多次与马大进行学术参访活动。
7.永不退休的学术研究生涯
从南大到肯特岗29年，我始终感到骄傲、快乐,很有满足与成就感，除了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还有少人知道参与人文教育，人文校园文化的打造， 更有文学活动的推动。如果来生重新来过，我还是乐意再走一次这条学术的道路。也因为教书研究，打造人文教育是快乐的工作， 我从国大退休，加入台湾的元智大学，一共9年，还是做同样有意义的工作。2012年再度退休，我又加入马来西亚的南方大学，这是第三次的重新出发，一点都不疲倦，还是充满野心。
